【专访】吾尔开希携新纪录片纪念“六四”33周年：没有什麽可以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

今天是中国六四事件33周年。

当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吾尔开希正在美国和加拿大参与一些城市的悼念活动。

而今年他为六四带来一份特别的礼物，纪录片《呼唤自由之后》 （新窗口）。

这部纪录片由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投拍，吾尔开希担任制片人以及主持人。

在这个系列访谈中，他采访了十位目前定居在美国、台湾、以及欧洲的中国流亡异见人士，请他们讲述个人经历，以及对自由这个概念的认识变化。

他还找来了台湾国宝级的电影导演林正盛为影片监制，杨正欣作为导演。

《呼唤自由之后》六四当晚在台湾做特别放映，吾尔开希也接受加广中文台的采访，就这部影片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自由做为主题？

吾尔开希：首先，是我自己经历过所谓心里路程，毕竟我流亡了这么多年，会不断回想我过去的一些作为。

我在二十出头流亡，这三十多年中，你是个流亡者的身份，自己是不会忘掉，共产党也会不断提醒你你是个流亡者。

我个人的反思和回想不是刻意的，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我是在八零年代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我想，我们这些在青少年以上经历了八零年代的人都会觉得，那是中国最黄金的十年，是最有希望的时代，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上的痛快、过瘾。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回想的话，我当然也知道，我从什么开始，有了个人的意识，对自由这个命题有了深度的认知，它不再是一个名词和课堂上教的东西，而是和我个人有关系。

在中国的环境下，对自由产生意识，基本上就意味着对不自由产生意识。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你突然感受到我过去不能做的现在能做了，当你去践行这种自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阻碍还是很多的，你对自由和不自由的体验是同时的。我参与了八九年的这场政治运动，我是发起人之一，重要的几次大游行，学生组织，绝食等我都是发起人，我当然记得，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当时的心理和想法，都和自由这个命题有关。

我流亡之后，意味着我们回到中国的自由被剥夺了。我的流亡是在法国、美国、和台湾，你会自然地对于比如你所在地充足的自由有一种情感上和理性上的充分认识、意识、和感受。

我也记得我自己在多次演讲和讨论中讲到，自由就像空气，你拥有它的时候，你会忽略它的存在；但你一旦被掐住脖子或被丢到水里的，立即会被提醒，我没有空气，自由也是一样 ——这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

而在和其他流亡者聊的时候发现，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想，对于自由这个主题，我们这些被称为民运人士也好、自由斗士也好的人，体认是怎样的？

有我们这样经历的人，一定会对自由比其他人有更多更深的体认。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被记录和呈现。如果有机会拍个纪录片，这是个很好的主题。

这个想法在我头脑中早就有了，所以，当中央广播电台要拍摄以六四为主题的纪录片时，我就决定参与了。

视频：蔡崇国谈自由（来自《呼唤自由之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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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这十位流亡者？

在影片中，吾尔开希分别采访了以下十位民运人士：万润南、胡平、蔡崇国、王丹、周锋锁、滕彪、艾未未、安华托帝.博格达、燕鹏、以及华泽

导演杨正欣将影片用了四个时段来表现：“1950－1980人间．炼狱、1980－1989改革开放的梦、1990－2015流亡与牢笼”及“自由现在进行式”。同时，他将10名受访者串起，制成同名纪录长片。

吾尔开希：我希望不仅仅拍摄流亡者，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故事，我希望拍成一个大家看完之后，对自由这个话题，能通过访谈有所沉淀，让观众能带着些东西离开影院。

片子拍出来之前我是很惶恐， 不知道会怎样。在杨导剪出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很兴奋。我的人生斜杠可以再加上一个：纪录片制作人

首先这十个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再有，就是我和他们都有过深谈，我和他们在灵魂上有一种相通。

我的想法是希望有一个历史的贯穿和通透感。

我采访的胡平、万润南、蔡崇国，他们的年纪比我大，而蔡崇国也曾经参与六四，起到了很好的承前启后的作用。胡平是一位理论家，是从头到位贯穿的角色

他们三位代表了前89时代，能够对中国的发展过程有所解说，希望哪怕是外国观众，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通过他们的讲述，也能理解中国是如何走到八九的，至少在历史上能看到很个人角度的讲述 —— 其实，个人角度才不会让人觉得枯燥和说教

而八九一代，是我、王丹、周锋锁；后八九一代则是滕彪、艾未未、以及华泽。

在这里我额外加了一个维吾尔人安华托帝.博格达，你说我偏心吗，我自己就是个维吾尔人，而安华的故事是影片里很有分量部分，完全不觉得离题。他好像是在讲述核辐射问题，或是活摘器官问题，但是他和其它的故事和中国是契合的。比如，他说，上学学习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

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了解他们，而一个制作人，一个导演，要对自己的题目有充分了解。

我想，我和他们是好友这件事情，也是让这部片子看上去还没有给林正盛导演丢面子的一个原因。

视频：安华托帝.博格达专访（来自《呼唤自由之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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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过去做的事情后悔吗？

吾尔开希：这个问题，我被问了一千次了。这个问题有两个切入点，简单地说，我不后悔。

但如果你问我，可以坐着时光机回到1989年，是否会做曾做过的同样的事情，那我的回答会犹豫的多。无论是想到学生付出的代价，我本人付出的代价，都会让我犹豫。

如果我知道，我30多年见不到我的父母亲，可能这辈子也见不到我的父母，我怎么可能下得了决心。

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在这部纪录片中，这十个反贼，面目昭彰的反贼，心里面的笃定和快乐，是因为当反贼的快乐，在影片里非常清晰的。这十个人没有哪个是不安的，是不确定的，他们侃侃而谈的过程中，都有一种无论我这辈子付出多少牺牲和代价，我对做过的事情完全完全不会后悔，而且是有一种自豪感的。

王丹访谈：让我坐牢这件事情使得我更坚定地认为我原来做的事对的（来自《呼唤自由之后》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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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香港失去纪念六四的自由感到悲伤愤怒

六四过去了33年，中国和国际的局势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悼念六四最长久最坚持的香港，今年警方发布命令，不许进入维园，而年轻一代人他们的政治侧重点或许已经不再是纪念六四。

吾尔开希：作为当年六四活动的参与者，我对香港这些年来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感动的。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纪念六四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动词加宾语的概念了，纪念六四已经成为了一个词汇，成为香港人抗争的一部分，我非常高兴看到六四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延续。

今年六四不再有维园的烛光晚会，我当然是难过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是个亲历者，幸存者，而且，我对亲爱的香港无法纪念六四感到难过愤怒。

但我也想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希望有一天，这个纪念还会回来，我们的努力是一脉相承的，当年的六四和香港的纪念六四，总有一天我们会实现真正的纪念。

在台湾感受自由

吾尔开希1996年定居台湾。纪录片中，他表示，自己在台湾26年，已经比在其他任何地方住的时间都长了。台湾用17年时间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型，令他骄傲。

吾尔开希：过去的二十年，台湾的成长是不得了的，我看着它成长，这二十年是精彩至极，我也参与其中，比如参加学运和竞选等。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也很感谢台湾接受了我。

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自由啊，无论是我对自由的向往，还是台湾能够在这过去二十年中慢慢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也是因为它是自由的。

对中国未来政治生态的预测

吾尔开希：我觉得，人们现在的灰心失望沮丧都可以理解，明明我们看到在八零年代，有一群大学生秉承着自己的理想，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走出了校园。

当年全中国有300个城市，据说是几千万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和表达了对学生的支持。

1989年的民主运动那本来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的走向完全不同，可以创造我们的政治奇迹。

如果台湾的民主成就能够在中国发生，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八九年是可能性最大的时刻。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开枪杀人的，但我们也知道，国际社会是采取了绥靖政策，对中国的姑息忍让，甚至是助纣为虐，几十年来养虎为患，最终令全世界骑虎难下。

这样一个状态下，沮丧伤心回信很合理，但是合理归合理，如果继续这样走下去，会更糟糕。而人的本性是不会对此甘心的，不会愿意对自由的渴望一点一点消失，慢慢从人变成牲口，所以，最近产生的这些词汇，比如润，我是最后一代，躺平，都是情绪在告诉我们，我已经没有办法用自我麻醉的办法来继续下去了。

而极权政府除了狡诈残暴之外，最恶劣的一个特质是贪婪。统治集团目前的任何意识形态，比如爱国口号，目的就是巩固它的统治，然后拼命掠夺。

我觉得，你可能从常理上找不到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但是人世间，除了常理还有天理，天理昭昭。

世界各国不能再忍受了，中国老百姓不能再忍受了，那就是天理变成常理的一天，所以，对此还需要抱有信心。